反击
省委常委兼黄河大学党委书记、校工宣队负责人江涛带领师生在黄河大坝上搞开门办学。他们承担了清除水库泥沙的工程设计任务。江涛与师生、附近贫下中农打成一片，人们拥护他。校党委副书记乔伯仁（“文革”前黄河大学校长）和教授薛耀宗也来到黄河大坝。他们对开门办学、贴大字报表决心毕业后当工农等现 象不满，发牢骚。江涛称赞这是“教育革命”的成果。双方话不投机。 这时，该省“文革”前的省委书记韩凌由邓小平亲自点名“解放”，官复原职，任省委第一书记；乔伯仁、薛教授到机场迎接从北京回来复职的韩凌。韩对二人感慨地说：“文化大革命七、八年了，我不又回来了！”他告诉二人：小平同志鼓励他不要怕，“敢”字当头，把省里的整顿工作抓好。 韩凌一上任便传达中央关于整顿工作的新精神。他大发雷霆：“这个班子不能贯彻新精神，必须整顿！”江涛和省委常委、老革命“赵大姐”赵昕会后议论，认为这个整顿的新精神，是要把“文化大革命”大好形势全整掉！ 韩凌把乔伯仁、薛教授召到家中，了解教育情况。乔、薛二人发表了对开门办学、忽视基础理论学习、学生质量差等问题的不满看法。韩凌决定，教育整顿从黄河大学入手。他吩咐乔伯仁把开门办学的人撤回学校。乔伯仁将黄河大坝上的学生紧急召回，并宣布对他们进行一次突击考试。考试遭到以工农兵学员、党委委员钟大闯为首的学生们的抵制，他们怒斥这次考试是突然袭击，宣布罢考找校党委。匆匆赶来的江涛支持钟大闯。他拿过考卷，质问乔伯仁：“为什么把‘文革’中批判过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拿来对付学生？”乔伯仁说这是贯彻省委整顿教育的精神。江涛以党委的名义召开教授会议，宣布对他们进行一次考试。考试用的就是几天前考学生的那份考卷，由钟大闯等学生监考。教授们不少人交了白卷。江涛指出：“这种考试是修正主义的教育方式，并不能衡量人的真实水平。”江涛胜利了，他把学生送回了开门办学点。 韩凌继续抓整顿。他指示省报大造舆论。省报决定发表贯彻“三项指示为纲”精神的社论，以及韩凌在黄河大学读书的儿子韩小方反对“教育革命”的文章。 江涛与韩凌针锋相对，在校刊上重新刊登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，即《五·一六通知》。省报上的社论和校刊上重印的《通知》同时上市。韩凌大怒，派人捣毁了校刊销售亭，抓走了卖校刊的钟大闯等人。江涛直闯韩凌办公室，质问他：“为啥抓人？” 韩凌与江涛两人关系渊源很深。解放战争中，韩凌担任地委书记，住在江涛所在的村庄。一次，韩凌被“还乡团”抓住，还是儿童团员的江涛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，而自己受了伤。解放后，韩凌变成了“走资派”；“文革”中，江涛带头造反，打倒了韩凌。 在办公室，韩凌声称阻止卖校刊是因为“他们破坏了安定团结”。江涛锋芒毕露，直斥韩凌“搞复辟倒退，翻‘文化大革命’的案，否定阶级斗争”。赵昕进来，表示她和大多数常委支持江涛，并已请示中央，决定增印5万份校刊。 韩凌拿起电话：“要北京邓副总理！”北京来了指示，韩凌采取强硬措施，赵昕“靠边站”，江涛下放，罪名是“乱提极‘左’口号，破坏整顿”。 江涛却不消沉，陷入深深的思考：“邓小平能代表党中央吗？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！”韩凌否定了江涛带领师生搞出的黄河大坝泄流排沙方案，决定从外国进口挖泥船。乔伯仁代理黄河大学党委书记，他决定撤掉开门办学点。江涛的对抗，韩凌不能容忍。他秘密派人到黄河大学开门办学点抓走了江涛，投进监狱。贫农田大娘骂韩凌：“他比‘还乡团’还狠毒！” 韩凌到监狱看望江涛，让江涛认错，被拒绝：“革命与走资派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！”支持江涛的老工人、黄河水利厂的革委会副主任老耿以及王坚、赵昕，都被韩凌整了下去。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元旦社论《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》，公布了毛主席批判“三项指示为纲”的新指示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开始了，被韩凌整顿过的同志都恢复了职位，韩凌则称病不出。根据赵昕、江涛的部署，在已经修建好的黄河大坝开闸放水之日，召开“批邓”大会，一伙自称是“拯救四化委员会”的反革命暴徒乘机暴乱，韩凌也表态支持。关键时刻，省里出动民兵镇压了暴乱，赵昕宣布了中央刚刚作出的“两项决议”，江涛批判了韩凌“不肯改悔”的“走资派”行径，下令开闸放水，滚滚黄河波涛一泻千里，预示着对“右倾翻案风”的反击获得了全面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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